當前，我國越來越重視對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和運用。不久前印發的《“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明確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階段性目標。但隨著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惡意訴訟這一現象卻在知識產權領域中逐漸凸現。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不僅妨礙科技進步，攪亂市場經濟正常秩序，還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甚至對知識產權制度造成沖擊。

知識產權是創新與經濟結合的紐帶，創新催生的知識產權有效供給，傳導至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性支撐。王利平表示，新形勢下，探索如何既保護知識產權，又防范知識產權不被濫用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案件的處理還存在著很多不足：

一、法律對于知識產權中“惡意訴訟”的界定尚未清晰。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在本質上是一種訴訟權利濫用行為，是在形式上合法的知識產權掩蓋下，向有權機關提出的非以保護知識產權且非以維護自身權益之目的的訴訟，但現階段卻缺乏清晰的界定。

二、對于惡意訴訟的反賠責任和機制尚未明確。《民法典》及《民事訴訟法》確立了權利不得濫用、誠實信用和依法行使訴權的法律原則，也是現階段規制知識產權惡意訴訟行為的直接法律依據，但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反賠責任卻并未完善，使得在法律層面無法有效遏止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發生。

針對上述問題，王利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要從法律上明確對“惡意訴訟”的界定。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時，在第二級案由“知識產權權屬、侵權糾紛”項下增加了“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將其列為一個獨立的案由，但是，截至目前，并沒有具體的條文指向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我國司法實踐中也沒有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形成統一的認定標準，對于惡意的認定更是爭議頗多。因此，要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給予足夠重視，從立法、司法實踐、行政監管、企業自身知識產權素養等多方面入手，規制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在法律上明確、準確地區分正當與惡意行使權利，更加有效地發揮法院在處理知識產權案件中的作用。

二是要明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反賠責任的法律依據。在目前的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反賠案件中，責任承擔司法適用的混亂加大了受害方的舉證、反賠償難度。立法部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條款，明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反賠責任的法律依據，讓遭遇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當事人獲得相應補償，讓提出惡意訴訟者受到相應處罰。明確就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承擔賠償責任，是從根本上防止和杜絕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目的和宗旨的應有之舉。

三是要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授權審查及授權后的確權制度。防止假性知識產權的產生是遏制惡意訴訟的有效途徑之一。知識產權行政部門要強化審查工作，完善知識產權形式審查制度，把好質量關，切實提高授權知識產權的質量。完善知識產權確權法律制度，建立司法程序中的知識產權效力抗辯制度，允許法院對明顯不符合授權條件的知識產權在個案中不提供保護。

商業秘密作為企業核心競爭力，一旦遭到泄露，會給企業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也將挫傷社會整體創新的積極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信息通訊的發展，我國的商業秘密糾紛呈高發趨勢。王利平認為，加強商業秘密保護，是建立、維護市場良性競爭秩序的需要，對提升經濟核心競爭力、加速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在走訪調研多家創新主體，與多省商業秘密保護領域的領導、專家交流過程中，王利平了解到商業秘密保護面臨的一些現實問題：

地方上商業秘密管理機構設置普遍不健全，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理順。盡管省級商業秘密管理職能部門分工明確，但許多市級的管理機構卻十分薄弱，由于機構改革，并未成立單獨的商業秘密保護專職部門，通常與知識產權部門統一并入市場監管局，甚至缺乏專職、專業工作人員。這不利于統籌商業秘密的管理和保護，造成保護效率普遍較低，而持續的不健全狀態使得商業秘密的保護無處著力，加大了維權成本。

商業秘密保護需要多方協作。在調研中王利平發現，商業秘密糾紛多與人才引進、人才流動、設備引進等活動高度關聯。以生產設備為例，由于是高度定制化設備，其技術參數均由技術人員自主研發、反復論證得出，在人員變動、采購過程中，不可避免需要提供關鍵技術參數。當糾紛發生時，無論是取證判斷是否侵權，還是遭泄露的創新主體的自我保護與反擊，均存在寸步難行的情況，以市場監管與公安系統為主要部門的聯動機制尚未成型。

針對這些現象，王利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要打造更加高效立體的商業秘密綜合管理體系。政府部門要加大重視程度及引導推動力度，發揮在商業秘密保護工作中的主導作用。要扭轉知識產權保護錯誤認知，認知商業秘密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中最基礎保護，居于基礎性地位。首先要分門別類、因勢利導，充分協調發揮行業協會、中介服務機構等各方面作用，統籌推進區域內相關企業商業秘密保護工作；其次要大力推進商業秘密保護基礎工作，健全各級商業秘密保護工作機制以及機構設置，暢通各級的反饋渠道，讓市場監管部門與公安、法院、檢察院等部門形成聯動機制，研究制定部門聯動協作辦法，建立重大復雜案件快速取證快速查辦快速維權機制，實現商業秘密保護高效協同；同時要加大商業秘密保護在知識產權考核權重，提高商業秘密在知識產權保護經費中的占比，與基礎地位相匹配，強化政策支持力度，在各級設置專門處室。

二是要充分發揮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的作用，完善商業秘密保護研究。在商業秘密保護過程中，無論是市場監管部門亦或是創新主體，都需要專業人才以及專業取證技術，以此來明確“商業秘密”的范疇，再進一步界定是否侵權。執法部門要充分發揮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利用好商業秘密領域的專家庫，積極主動依托高校、律師實務所等專業機構，加強對商業秘密保護動態跟蹤研究，為執法調查和企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持。要進一步提高相關部門工作的精準度、科學性和實效性，減輕企業在商業秘密維權過程中的舉證責任，避免“二次泄密”。

三是要加強關于商業秘密保護的宣傳引導，建立行業內商業秘密管理制度。我國商業秘密的保護涉及的法律法規，既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知識產權法、民事訴訟法，又廣泛涉及到相關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對企業商業秘密管理和保護的普法宣傳，對于行業領域內的龍頭企業、領軍企業等重點創新主體，引導其制定行業商業秘密保護聯盟公約，建立違約處罰等相關制度，健全行業自律機制，筑牢護密維權的第一道“防護墻”。